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混吃等死是北欧 Style?为什幺这些闲适的北欧国家都不会破


混吃等死是北欧 Style?为什幺这些闲适的北欧国家都不会破

我很喜欢看科幻小说,尤其是所谓的「软科幻小说」。这种小说有点像哆啦 A 梦的「如果电话亭」,在我们熟悉的现实世界里投入一些超现实的变因。比方说: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性别,会怎幺样?如果人类发现了永不枯竭的能源,会发生什幺事?在阅读的过程中,作者和读者一起在假设的想像社会中进行一场实验,进而去质疑和思考我们习以为常的现实世界。

我觉得生活在另一个国家,和阅读这样的「软科幻」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在共享人类放诸四海皆準的情感需求前提下,每一个异国,都是我们从小长大的环境的精采对照组。在瑞典,就像在数十年前有人走进「如果电话亭」里面说:「如果从今天起,家人间在经济上的依赖降到最低;房租价格严格管控,蛋黄区或市郊的房租必须一样;建筑工人和执业医生的生活水準并无显着差别;没上过大学的铸铁工人可以当上首相;当一个男孩宣布自己是女生时,学校的老师、同学都要配合用「She」来称呼她;如果这些都成真了,会是一个怎幺样的社会呢?」

这些「如果」听起来一个比一个还要疯狂,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是科幻的範畴了。

现在台湾有很多和我一样居住海外的作者,也在写文章分享异国的生活。我们不需要有科幻小说家的创造力, 因为我们就处在一个实验的社会中,新鲜和冲击俯拾即是。而生活得越久,经历得越深,这种比较和反思也就越发厚重。在分享的欲望不断增长的同时,我也理解到 瑞典并不是一个均质的社会,这里存在着不同立场的人,他们每天针对不同的议题激烈争论,一个事件或议题在不同立场的报章媒体上都有各自的解读。 我不管试着用何种角度来捕捉瑞典,呈现出的印象永远都会是镜中花、水中月 。 就好像同样生活在台湾的外国人,也对台湾有着不一样的诠释,因为台湾也是一个不均质的社会,身在不同处,体会到的冷暖自然也不同。

我无法忠实描绘静态的瑞典全貌,所以我试图用动态的画面来回溯瑞典发展至今的思路历程。并以一个台湾人为出发点,试图发掘出对台湾来说最有价值的切入点,让瑞典经验产生意义。

对台湾最有价值的切入点是什幺呢?这当然是见仁见智,而我最想积极分享的,是瑞典在分配和运用社会资源的解读。在这方面,瑞典和台湾有其根本上的差异,用另一种词彙来说,就是意识形态偏左和偏右的区别。

我在本书无意触及艰深的政治社会讨论,一方面是自己才疏学浅,一方面我也相信,认识和思考社会其实不一定需要多幺高深的学问基础。然而 要理解北欧社会和其他社会的差异,我发现很难避开「左」和「右」这组十分方便的用词 。这组词之所以对台湾人来说有点陌生,并不是因为它很难懂,而是因为这个常识几乎被台湾的学校教育忽略了。

「左」和「右」是政治光谱上的两个面向,最常被用来划分对社会正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见解。大致上,偏左的理念包括了资源与收入的重新分配,认为社会进步的指标体现于一般大众的福利上,并试图干涉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带来的不平等;而右派精神认为每一个人的价值都取决于自身,社会的进步来自于个体追求卓越的力量,应该容许市场和资本主义带来的不平等 。这个光谱上的定位,决定了一个政党在经济、社会、文化上几乎所有政策的基调。在民主制度较先进成熟的国家中,每个学生通常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必须学习和理解这个基本概念。当然,这两种意识形态体现的是每一个人的价值观,以及对社会公义的见解,没有人能断言孰优孰劣。

北欧社会的政治光谱很宽广,从最左到最右都有代表的政党和支持者。但如果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比较起来,北欧的整体重心明显还是偏左,这就是为什幺对于在台湾长大的笔者来说,在北欧生活会有种置身于科幻小说的错觉。我在来瑞典之前,从来没有想过原来世界上有这样的社会存在,也就是说,我从小长大的环境里并没有提供我足够去掌握、想像和探讨偏左意识的素材。即便政治、社会学的课本上有着明确的解释,然而 最深刻的体会,往往来自于生活的点滴,是我们和亲人的互动、面对富贵贫贱和生老病死的态度,以及看待自我实现的方式 。

十年前,我带着一个已经定型固化的意识形态离开台湾,从踏上瑞典的第一天开始,每一个思考方式的不同,对我而言都如同一记当头棒喝。然而就在这般的冲撞之下,我的思考、意识才开始更柔软地延展,在更懂得包容和批判的同时,也重塑出内心更坚韧的中心价值。希望藉这本书,提供台湾读者在课本和论坛以外,一种更贴近生活的北欧模式解读,也提供台湾读者一个在天秤另一端的社会想像。

瑞典人的幸福: 含着银汤匙出生的瑞典人

先生说他记忆中有印象的第一场瑞典大选,是一九八五年、他刚满七岁的那年。当时他看到电视上有两个最大的阵营:一个偏红色,叫做社会民主党;一个偏蓝色,叫做温和党。他问爸爸这两个阵营有什幺不一样?爸爸说:「红色的那一边,他们希望所有人都过不错的生活。不管有没有努力、有没有资质,都不会有人穷到不能生活;蓝色的那一边,他们希望好生活是一种奖励,必须要努力争取才能得到,这样大家就会越来越努力。我不赞成蓝色的那一边,我觉得这样只会让那些有好生活的人过得越来越好,让生活不好的人过得越来越差。」于是他又问爸爸:「所以你支持社会民主党啰?」爸爸指着另一个更深红色的小党说:「我支持的是这个:左派党。他们的方向和社民党一样,但是觉得社民党做得还不够好、不够多。」

记得另一个瑞典朋友也曾说,他还没上小学的时候,有天问妈妈什幺是社会主义。妈妈不假思索的回答他:「社会主义就是我们努力得来的成果,都被那些懒惰的人拿去享受。」

从远处观望一个国家和社会时,我们为求便利常常会试图简化、一体化该国家或社会里所有的人。然而若我们把镜头不断拉近,就会看到截然不同的个人,在民主越发达的社会,越是如此。

天下有白吃的午餐吗?

在北欧社会,儘管多数舆论倾向支持健全的社会福利,但每一个人对于要保留多少自由市场的竞争基调,以及又该允许多少政府的力量介入、提供社会福利抗衡自由市场的不公平,都抱持着极为不同的理解和信仰。 人们在评论一个议题或报章杂誌在分析报导时,通常也会在一开始就提出一个清楚的定位,让参与讨论的人能大致掌握这些论点的出发点 。

行文至此,我想读者都已看出我的立场是倾向 分享和平等 的。而秉持这种立场的人最常面对的质疑,大概就是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」这句话了吧。在回应这个质疑前,我先分享一个朋友的故事:

先生有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死党,一个叫约翰,一个叫培尔,他们从幼稚园到现在都是最好的朋友。先生和培尔都来自中产家庭,约翰则来自蓝领家庭,他们的人生在小学之后开始出现分歧。约翰的妈妈在他和弟弟小学的时候过世了,约翰的爸爸则有酗酒和情绪不稳的问题,但还是尽力把孩子带大,直到约翰和弟弟差不多成年的时候,他却突然辞世。一直到中学阶段,约翰和两个死党在校表现都不相上下。进入高中以后,无意升学的约翰学习意愿不高,每一科都只求维持在及格边缘,除了历史科。因为这三个男孩从小就沉迷于战争史,对一次、二次大战的所有欧洲战场和细节都了若指掌,直到现在他们每年还是会开着车到欧洲各战场参访旅游。

无意升学在瑞典并不是件坏事,即使对升学没兴趣,还有很多其他的职涯选择。约翰高中毕业后就在木材加工厂工作,二十岁出头时结了婚,和妻子在乡村买了一栋小房子过日子。没过几年,约翰开始经常向工厂请病假,婚姻也出了问题。他后来被诊断出罹患忧郁症,于是向工厂请了长期病假,并和妻子离婚,搬到镇上的一间小公寓和弟弟同住。

我认识约翰这个人的时候,他已经请了长达两年的长期病假,靠着刚好足够生活的病假津贴维持生活,每天都坐在电脑前玩电脑游戏。那时我先生和培尔都刚刚硕士毕业开始工作。他们三人的感情还是很好,常常互相探访。我只去过约翰的公寓一次,被他髒乱失序的生活吓得拒绝再踏进那间公寓一步。约翰的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,弱视恶化到近乎全瞎,瑞典的医疗保险以接近免费的价格提供他昂贵的矫正镜片。从小就是田径健将的他,后来竟胖到让我先生和培尔都快认不出来,每天拖着一百六十多公斤的身躯,只要走几步路就喘得像头牛,我完全不相信约翰曾经是全年级跑得最快的男孩。

我很不喜欢约翰,也不喜欢当时还是男友的先生和这样的朋友来往,觉得这是「坏影响」。我也不喜欢瑞典的长期病假制度,让一个完全可以继续工作的人待在家混吃等死。不去工作也就罢了,竟然还能用纳税人的钱进行心理谘商和视力矫正,这不是米虫是什幺?

当我这幺跟先生说的时候,他总是说:「对啊,我也这幺觉得,约翰更是比谁都这幺觉得,所以这两年来他试图振作了好几次,但是都失败了。约翰他经历了一个比较艰难的童年,但是他很少跟我们谈起这些,在我们面前常常拿他的忧郁症开玩笑,想表现出豁达的样子,但是我们都知道忧郁来袭的时候他的情况有多糟糕。何况他在请病假之前,也工作缴税了五、六年, 我相信他只是需要休息,等他準备好了,情况会越来越好 。」

后来如我先生说的,约翰就像许多陷入长期病假的瑞典人一样,渐渐回到了生活的常轨。我现在回想,其实这个改变的阶段很早就开始了,但他总是进两步退三步,让人感受不到改善的成效。他一开始申请了大专资工课程,读得不顺利,一年后换到了社工系。大约在同时,他因为在网路上购买囤积非法的抗忧郁药物而被警局搜查,并且上法庭受审。瑞典的罚款是按收入累进计算的,没有收入也几乎身无分文的他,付了一些象徵性的罚款,得到一年后不再犯即可清除的一条前科,就返家了。记得那段时间每次听到他的近况,都让我不禁苦笑着摇摇头。

后来有一天,他传简讯给死党们,说他排到了缩短肠道的减肥手术,这种手术原本价格高昂,但瑞典政府以低价提供给重度病态性肥胖者。约翰在手术后一反以往,十分注重饮食运动,体重渐渐减轻,也开始恢复了活力。

瑞典人在结婚前常会安排一整天的单身派对活动,在先生的单身派对那天,他的朋友们合租了一个田径场,安排一场田径锦标赛。这个比赛的宗旨是先把我先生灌得烂醉,好看他出糗,不过其他参赛的朋友们也都跃跃欲试,想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施展身手。

约翰那时已经恢复了堪称正常的体态,但没有以往那幺矫健,接连几个项目的成绩都垫底。然而在他从小最拿手的跳高项目,竟以黑马之姿拿下了第二名的成绩。先生说当约翰漂亮的跃过横杆、落在软垫上的时候,他彷彿看到约翰十七岁时在学校运动场上的英姿,并和培尔两人不约而同的跑上前和约翰拥抱欢呼。大概只有这几个一起长大的男孩,能体会约翰当时的心境吧。

后来约翰的故事只能用急转直上来形容。他在老家镇上认识了一个也曾罹患忧郁症的女医生,两人陷入热恋,而在他们结婚之前,他也完成了社工系的学业。现在他在社会局工作,和妻子住在一间可以看到海的美丽公寓。已经游历过所有欧洲战场的三个死党,现在正计画明年要一起去美国探访南北战争的景点。

混吃等死是北欧 Style?为什幺这些闲适的北欧国家都不会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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